1946年4月18日生，陝西省蒲城人。 
　　1965年9月∼1970年3月，在北京大學無線電系學習。 
　　1970年3月∼1978年11月，在北大漢中分校工作。 
　　1978年11月∼1986年，在北大物理系任教。 
　　1986年∼1995年7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執行副總裁。 
　　1989年，被評為北京大學高級工程師。 
　　1993年，被評為北京大學教授。 
　　1995年7月∼1996年5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總裁。 
　　1996年5月，北京大學校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 
　　1997年7月，北大方正集團公司董事長。 

　　評選質詢中，有評委問張玉峰，你怎樣看待中關村說你鐵腕，是方正的實權人物。張玉峰回答：“只要方正得到了發展，我真的不在乎別人怎么說。”又有評委問，既然公司實際上是你在運作，為什么一把手不是你？張玉峰給了他們一個很技巧而又能讓他們滿意的答复：在奧運會上，不管是王軍霞還是曲云霞領跑，最終只要是中國隊拿下冠軍就是胜利。對方正而言，只要方正是在向前發展，誰是一把手并不重要。 

　　誰是一把手都不重要　　1989年，張玉峰決定和原香港金山老板張旋龍分別投資8万美元開發方正金山漢卡，擠占四通打字机市場。1990年，方正金山漢卡由求伯君開發完成，但方正和金山各支一攤搞銷售的情況不利于統一价格、共同開拓市場。同時，市場出現了巨人6401漢卡，來勢很猛。面對于此，張玉峰決定和張旋龍再各自投資100万美元，成立合資公司，統一開發和經營，聯手共拓市場。 

　　方正前任總經理開始同意這個計划，隨后又反對。“漢卡事件”成為方正第一屆領導班子危机的直接導火線。張玉峰向學校陳述了他和公司一把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分歧點：公司和王選是真誠合作，還是踢開王選，另搞一套；公司積累下來的有限資金是繼續投資到高科技研究開發中，還是投到深圳、惠州的房地產中去。張玉峰認為“漢卡事件”是公司一把手給他的一個訊號：外面盛傳公司實際運作是張玉峰，這對公司一把手造成了傷害。漢卡盡管對公司是個好項目，但是由張玉峰提出，一把手就是要行使否決權，以此証明一把手的權威。 

　　北京大學試圖調和公司內部的矛盾，但張玉峰認為，為了方正的事業，矛盾必須解決。張玉峰的手腕硬了起來，他召集公司所有中層干部開會，會上做了只有兩句話的發言，“鑒于目前健康狀況，我將辭去公司副總經理職務。”說完，張玉峰便扭頭回家去了。 

　　張玉峰要辭職，公司干部們目瞪口呆。他們聯名向學校投訴：公司發展需要張玉峰，公司發展不可能沒有張玉峰。1992年6月下旬，公司主要干部向學校發出了最后訊號：如果在7月1日前不解決公司問題，7月1日公司營業部將開始放“暑假”。 

　　1992年7月1日，前任總經理卸任；方正金山漢卡兩年中的相關利潤達到一億多元。 

　　張玉峰說，“一個人可能是杰出的縣長，但讓他當省長，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了。一個小孩很小的時候，帶他的是保姆；這個小孩長大了，指導他的是博士生導師。保姆不能說，這小孩是我帶大的，所以，博士生導師也要我要來當。我們不會因為這個保姆不能當博士生導師，就說這個保姆不是一個好保姆，她是個好保姆，但不能當博士生導師。”張玉峰至今仍承認，第一任總經理在決定把方正排版系統作為方正最主要產品方面立了大功。 

　　方正第二任總裁卸任發生在方正上市前后。1995年，方正面臨發展的极好机遇，也面臨极大的挑戰。張玉峰認為，第二任總裁是一個很杰出的經營人材，但不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家。在1995年3、4月間，張玉峰曾多次找第二任總裁談話達几十個小時，表示為了公司的發展，自己可以放棄一切，但必須使方正按一個國際化高科技企業的戰略發展，然而，第二任總裁讓一向喜歡把什么事情都擺在桌面上說的張玉峰大為震惊。當時，适逢方正換屆，學校召開公司干部座談會。會上，現在的方正研究院副院長肖建國說：“方正是一條船，船上只能有一個船長，船長一定要在船上，船長只能是張玉峰。” 

　　6月中旬，學校舉行了公司130多名中層干部的民意測驗會，90％的干部投票支持張玉峰就任總裁，這個結果震動了北大党委。張玉峰從1985年到1995年十年創業，從不拋頭露面的幕后人物突然曝光，張玉峰這個一直在北大党委內有爭議的人物第一次得到認可。北大時任校長吳樹青說：“過去我們并不真正了解張玉峰，現在我們才真了解到張玉峰在方正發展中起的作用和他對員工的感召力。”王選教授講：“方正是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和有市場眼光的科學家的完美結合，張玉峰是有科學頭腦的企業家的代表。” 

　　1995年7月1日，張玉峰就任方正總裁，他的“再創方正輝煌”的就職演說博得了方正員工長時間的掌聲。張玉峰就任總裁的一年時間，做了四件大事：成立方正研究院；方正（香港）有限公司上市；成立方正投資公司；建設南方方正產業基地。這四件事在方正未來發展的進程中將顯示出張玉峰的戰略眼光。 

　　在1996年7月，張玉峰就任總裁一年后，他向公司推荐了一位年輕的賀文來接替他。 

　　此時的張玉峰希望公司不要老沿著他的思維方式發展，“換一個總裁，換一下新空气，可能更好。”這樣，年輕的賀文被推到了前台成為方正集團總裁，但三個月后，張玉峰又重新開始主持方正工作。“盡管賀文想把工作做好，也很有思想，但他沒有運作大公司的經驗。”1997年7月1日，張玉峰推荐他長期的助手張兆東擔任方正總裁，而他自己則擔任了方正董事長。張玉峰說：“張兆東是方正最早的創業者，他人品好，有能力。” 

　　面對中關村關于方正總裁換來換去的議論，張玉峰不以為然：“有的公司總裁老不換，公司發展得很好；也有公司的總裁老換，也發展得很好。不能說自己公司總裁老不換，別人總裁老換，別人就有問題；也不能說，我們老換，別人不換，別人就有問題。蓋茨一直沒有換，微軟一直很好；IBM一直在換，IBM越換越好。不能用一個例子說明一切，每個企業有每個企業自己的特點。小平同志講得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關鍵是要看公司到底是發展了呢？還是沒有發展？” 

　　張玉峰最不喜歡有人在他面前東家長西家短地打小報告。“公司不是道德法庭，也不是檢察院，公司只講怎么能夠創造效益。在一些特定問題上，公司只講誰比誰更重要。”有人到張玉峰面前告同事的狀。張玉峰問他：“你對你的待遇有沒有意見，待遇有意見咱們可以商量，你沒意見；工作，你也沒有意見。你說你對同事有意見，我可以明确地告訴你，他比你重要得多；如果你一定有意見，我只能要他，不能要你，你就离開公司好了。在某一個細節方面，你可能是對的，但你對也沒有用，他比你更重要。” 

　　張玉峰在工作上不講情面，但張玉峰平時非常隨和，下了班，他會和汽車司机下象棋，他尊重看門的老大爺，也尊重打掃衛生的清洁工。公司上下很少有人喊他張總，大家都親切地叫他張老師。 

　　張玉峰不隨便發表意見。“不了解情況，不了解得很具体，就隨便發表意見，然后，再否定自己的意見，這樣瞎指揮慢慢就會喪失威信。”但張玉峰遇到原則性問題，一定會堅持到底，一定不會讓步，除非不讓他做這件事情，除非能講出充分的理由說服他。 

　　手里有了2000万　　張玉峰做公司之前，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一個普通教師。每天早上，他像打仗一樣緊張地騎著自行車前面帶一個、后面帶一個，把兩個女儿一個送托儿所、一個送小學，然后，匆忙赶往教研室埋頭做學問。張玉峰一家四口住10平方米，晚上孩子要睡在他的寫字台上，他就沒地方看書了，只好擺一張小圓桌，坐在小凳子上備課。張玉峰形容這种生活是疲于奔命。 

　　張玉峰走出書齋辦公司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改變一下生活，希望在經濟上能有所改觀。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北大，提上教授，覺得教授沒有什么，但如果提不上教授，壓力就太大了。提上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提不上，可真是有些不得了了。”雖然，張玉峰1986年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一等獎，后來，還獲得過北京大學科技成果一等獎，自認為40歲左右搞個副教授，50左右當上教授，應該沒什么問題；但他還是感覺到自己基礎太差了，文革及文革后期耽誤了他太多的時間，從事理論物理研究，實在有些力不從心。 

　　此時，中關村一些公司已經成立了。張玉峰就在想，做什么最合适。經過反复的思考，1985年初，張玉峰從物理系借調出來，到學校辦公司。“出來辦公司，我是深思熟慮的，從系里調出，我義無反顧。” 

　　1985年到1987年的兩年是張玉峰四處碰壁、摸索積累經驗的兩年。“我當時不知道什么是公司，也不知道怎樣辦公司，北大就給了我們十平米的辦公室，一部電話，三万元開辦費。” 

　　“有錢不見得能辦成事，但沒有錢絕對辦不成事。我們最初的想法是，跟日本搞一個合資公司，北大有 
軟件，日本有硬件技術，兩者結合起來就能搞成一個產品，今天看來，這些想法是十分幼稚的。” 

　　“那兩年一直徘徊，几乎是一事無成，但我在那兩年里的确學到很多在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為了找資金，1985年，張玉峰家鄉所在的縣在北京開聯誼會，張玉峰就對縣長講“兩通兩海”，講中關村新興的信息產業，講干這行一定能賺錢；張玉峰還在他愛人的叔叔、一個鄉鎮企業家耳邊吹過同樣的風，但沒人敢給張玉峰投錢。 

　　1987年初，張玉峰遇到了玉淵潭農工商公司總經理付洪江，這個有眼光的農民企業家，在6月份，第一筆給張玉峰投了120万元。此時的張玉峰既希望玉淵潭投錢，又希望它不占公司的股份。后來，這筆投資被定義成了投資性借款。“我們給他們一個固定的回報，如果好，我們還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加。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感謝玉淵潭付洪江先生，沒有這120万，我不敢想象今天的方正是什么樣子。” 

　　張玉峰他們用這筆錢注冊了北達技術服務部。當時辦公司不准用北大的名字，就用了北大的諧音；當時叫技術服務部，是因為還沒有公司的概念；用知青名義申請，是因為知道知青可以免稅。服務部設在北京大學42樓一層樓的文藝室，兩間房共60平方米。 

　　張玉峰臨時從中關村找來几個年青人，拿這120万從珠海進了一批計算机，開始做貿易，并給別人做簡單的网絡。“當年就有了一個比較好的收益，但120万做計算机根本就不夠。我再一次去找付洪江，我說，不夠，真的不夠。付洪江很爽快，1988年2月又給我們投了300万。這樣加上我們賺的錢，手上一共有500多万。我們又從一家銀行貸出了500万，就有了1000万，賬面上有1000万的時候，還可以到另外一家銀行再貸1000万。在1988年初的時候，我們手里突然有了2000万。2000万在當時真的是一個天文數字，比現在2個億都要管用。我們迅速地把營業規模擴大了，迅速地從几個人變成了三四十個人。北達科技服務部為方正后來的發展積累了資金，培養了干部。方正第二任總裁晏懋洵、現任總裁張兆東都是北達最初的創業者。” 

　　張玉峰認為，方正的發展有必然性，但是也有其偶然性。“我們經營已經有一個階段了，我們手里有了比較多的錢，而此時，王選從1974年到1988年，經過14年的努力，他的激光照排系統已經發展到了四型机，是一個真正實用的產品了。有了錢，有了技術，又有了一定的經營經驗，天時地利人和，方正一下子就發展起來了。” 

　　“1988年下半年，我們開始經銷激光照排系統，當時激光照排系統的核心控制器是山東的一家工厂生產的，但它生產的控制器不夠穩定。1989年，我們決定自己生產控制器。我們把原來的兩層板改成了四層板，体積變小了，走線更加合理了。我們的机箱是進口的，標牌是在香港做的，板子是在成都一家軍工厂做的，焊接由電子部15所做。雖然我們自己沒有生產厂，只有6、7個人負責測試，但是我們利用了當時社會上比較先進的技術，元器件都經過了嚴格的挑選和老化。我們產品的可靠性和性能大大地超過了原先經銷的產品。為了對用戶負責，我們免費把原先由我們經銷賣出去的激光照排系統的控制器統統換了回來，為此，我們損失了几百万元。這對于一個剛剛起步的公司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我們的信譽和高質量的產品贏得了用戶。在隨后的一年多時間里，方正就在激光照排市場上占有了絕對优勢。” 

　　張玉峰強調資金對方正發展起到的至關重要作用。“比如1988年底，我們第一個招標項目金額是187万美金，招標項目貨付了以后，很長一段時間才能收到錢，如果沒有資金，就無法做。” 

　　“方正起步是靠激光照排系統，而方正的發展是靠方正每年投入巨額資金從事開發研究，才使方正在這一領域十年來一直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僅1996年，我們對電子照排領域的投入，就超過國家過去20年對北大這個項目投資總和的10倍。”　　同研究所的關系　　在中關村，研究所和公司關系處理好的有，但很少；處理不好的，多得可以信手拈來。張玉峰把正确處理方正和王選研究所的關系，看成是方正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 

　　張玉峰將方正和研究所之間的關系歷程概括為三個階段：1988年至1992年，研究所提供產品，方正負責技術服務、二次開發、銷售和培訓，公司向研究所交技術轉讓費。1992年，公司內部出現“紅旗”到底還能夠打多久？研究所的產品有沒有生命力？公司要不要再拉出一攤人做同樣研究工作的言論。研究所那邊也產生了一些疑慮，譬如說，會不會賣了100套軟件，卻只對我們說50套。當時，張玉峰提出三句話：一、研究所在公司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怎么強調都不過分；二、親兄弟明算賬，不耍陰謀詭計；三、公司講經濟效益，不跟研究所爭名。 

　　1992年至1995年出現的新矛盾是：研究所有人認為公司靠研究所產品發家了，因此有人提出自己辦公司，王選教授面臨巨大壓力；而公司的人埋怨，自己在業務上沒什么長進，如果在研究所早就是教授了。此時，張玉峰提出：“公司要把研究所看成是公司自己的研究所，研究所要把公司看成是自己的公司。” 

　　1995年，張玉峰正式主持方正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成立方正研究院，把研究所和公司合二為一。“全部待遇透明，一個工資系列。把公司這邊的五六個研究部門划歸研究院統一管理，因為實踐証明王選能帶隊伍，出成果。”張玉峰原來是方正（香港）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張玉峰辭去主席一職，上市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由王選來做。后來的事實証明，王選做董事局主席對公司發展至關重要，王選從公司的整体發展考慮研究院的發展。研究院的副院長肖建國是上市公司執行董事，劉秋云副院長成為公司副總裁分管公司人事工作，這樣就做到了公司和研究院的水乳交融。?

　　研發是方正發展的原動力，到2000年，我們的研究院一定要達到1000人以上，最終會有几千人的研究隊伍。” 

　　王選•張兆東•張旋龍•趙威　　“王選确确實實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張玉峰在就任方正總裁的演講中說：“王選是我們公司的楷模，是一面旗幟，他的奉獻精神值得公司每一個人學習。”“我平常很少和王選交流，但是我們在很多問題上非常容易勾通。原因很簡單，因為方正的發展是我和王選共同為之奮斗的目標。” 

　　“別人說自己很厲害，但我只知道王選是真厲害，真有本事把隊伍帶起來，把成果做出來。我信任王選，尊重王選，但我決不掩飾我們在某些問題上有分歧，理智和實事求是是我和王選長期合作的基石。” 

　　“公司只可能有一個太陽，不可能有那么多太陽在發光。要宣傳王選，宣傳王選的目的是要宣傳方正的企業文化，宣傳方正倡導的職業道德和奉獻精神，增強企業凝聚力。” 

　　第一次和張旋龍會面的場景，張玉峰至今記得很清楚。“那是1988年初，天上飄著雪花，很冷，在友誼賓館，很巧合的机會，我們一談，發現在很多方面倆人都极端相似。我和張旋龍非常哥們，一諾千金，說話擲地有聲，從不出爾反爾。”張玉峰第一次和張旋龍做生意時對他說：“我是只有100万的小公司，賺得起，賠不起。”張旋龍就向張玉峰保証了三點：第一，保証張玉峰賣Super机一定賺錢；第二，保証給張玉峰最好的价格；第三，保証賣不出去的机器還可以原价退還。至于做生意精明的張旋龍為什么要對張玉峰如此關照，張玉峰說自己也不清楚。“很多事情要講緣份，我經常指著張旋龍對人開玩笑說，他是我堂兄弟。” 

　　方正要在香港上市，很多人都來找張玉峰談合作，但張玉峰唯獨看中了張旋龍。“我看重他的人格。1993年，香港方正剛成立，資金上有困難，張旋龍三兄妹把所有的資產全部抵押到銀行，貸款一億多港幣。上市前，我是董事長，張旋龍是總裁。我對他說，老弟，你最主要的任務是開拓激光照排在海外的市場；張旋龍說，老兄，把我們中國人的高科技產品推向海外是我們中國人的驕傲，我也要像王選一樣成為民族英雄。張旋龍像渾身上緊了發條似的玩命地工作，沒有張旋龍做海外市場，海外市場不可能搞得這樣好。” 

　　張玉峰把張旋龍看作他的“堂兄弟”，把張兆東看作另外一個“堂兄弟”，長時間在一起工作，張玉峰和張兆東之間建立了默契和信任。 

　　張玉峰很注重對青年干部的培養。1992年的時候，趙威還是一個營業部的副主任。張玉峰覺得趙威很有思想，“但如果把趙威還放在營業部里面，他就永遠是副主任，因為主任比他資格老得多，而他只是几個副主任中的一個。” 

　　張玉峰決定讓把趙威調出來，另外成立一個獨立的部門，銷售DEC PC，趙威一年就讓這個剛進中國的品牌年終排名第四。像趙威這樣30多歲的副總裁方正還有六、七個。他們都符合張玉峰的選人四項標准：有思想，會管理，能帶隊伍，跟方正一條心。 

　　趙威剛上任的時候，老問張玉峰該怎么做。張玉峰坦誠地鼓勵趙威說：“你比我年青，比我精力充沛，專業比我好，外語比我強。讓你在這個位置上，就是讓你做，有問題，我兜著。” 

　　張玉峰愛講一個故事：宰相的一個門生要去做縣官，宰相老不放心，派一個書僮跟著監視縣官。縣官見狀，就讓書僮做文書，當書僮寫公文的時候，縣官就讓手下人撞他。年底，書僮向宰相匯報工作說，待遇都挺好的，就是縣官讓我抄東西的時候，他的手下老撞我，一撞，我就寫坏了，寫坏，縣長就罵我。宰相就說我知道了，你不要再去了。 

　　張玉峰認為任用年青人就是要放手讓他去做，要讓他覺得，他是在全權負責自己在做的事情，讓他覺得他有責任，有壓力，做出來，他有榮譽。“當領導的不要人家一天不來請示，就覺得特別難受。我希望，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來煩我，他們最好什么事情都自己搞得清清楚楚。” 
　 
　　思考未未　　“不當總裁之后，我具体事務少了， 就可以靜下心來認真想一些事，總結我們方正十多年來?言\和失敗的原因，規划方正未來發展的藍圖。” 

　　關于方正2000年以前發展的构架，張玉峰說，方正集團公司將成為控股和管理公司，在它下面將有這樣五家公司：一家方正?偎帢悸?的財務公司，它是集團內部結算的“銀行”，負責方正內部的資金拆借和融資；一家方正控股的投資公司，主要任務是企業的收購、兼并和債券市場的運作；一家方正控股的以軟件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高科技信息產業制造為主的上市公司；一家方正控股的以精細化工和生物制藥為主業的上市公司。 

　　張玉峰認為未來三年對方正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在未來三年從市場而不是從銀行能拿到30億至50億資金，用于企業公司兼并、企業資產的重組及開發環境，到那時候，我才可以講，方正真正站穩了腳根。” 

　　1997年，方正研究院成為國家重點支持的六個企業技術中心之一，國家在未來几年將拿出超過10億元的撥款來支持這六個技術中心。張玉峰滿怀信心地展望未來，他說，下一個世紀，方正將向世界500強沖擊。